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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归信仰,法律的归法律

文章作者:联系我们 上传时间:2020-04-29

2018年7月6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法理学 法治 [ 导语 ] 法律信仰的形成,往往以信仰之法的存在为前提,因为只有法律可被信仰,人们才能形成法律信仰。在现代社会,法律主要变成了协调多元利益和多元价值的工具,它处在利益的冲突和价值的紧张关系中,因而难以作为人们普遍信仰的对象。传统的法律信仰已然解体,现代法律信仰难以形成,法治正面临着法律信仰危机。如何重建法律信仰呢?[ 内容摘要 ] 在现代社会,法律主要变成了协调多元利益和多元价值的工具,它处在利益的冲突和价值的紧张关系中,因而难以作为人们普遍信仰的对象。传统的法律信仰已然解体,现代法律信仰难以形成,法治正面临着法律信仰危机。[ 内容 ]

信仰的归信仰,法律的归法律

一些访问印度的外国人,他们会对残存的印度寡妇殉葬制度感到好奇:血肉之躯的弱女子,何以会面对熊熊烈火态度从容、表情安详、视死如归?一位初到某西方国家的中国学生,夜晚在城郊等车,他发现了一个现象:当时路上的车很少,没有行人,更没有交警或监视系统,但每辆车的司机,如同在闹市行驶一样,路口遇到红灯都自觉停下来。对此,他深感不解。实际上,这都是信仰的力量。法律只有被信仰,才能变成人们的自觉行动。美国学者伯尔曼系统研究了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过程,认为宗教是这一传统的重要基石。他发现,自近代以来,法律实证主义占据上风,法律逐渐脱离了宗教基础,成为官府自上而下强加的外在规则,由此导致了西方世界法律信仰的危机。

——苏天富行政处罚案代理词

如果追踪历史,法律信仰的失落始于现代。在传统社会,法律与信仰往往合为一体,因而法律是人们的信仰之法。信仰之法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一是自发之法,即人们在交往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习惯法。它们源于生活,基于实践,是特定社会中人们价值观念的外显和信念的符码,因而人们对它们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心领神会。在所有初民社会,这种自发之法是主要的法律形态。二是宗教之法,它是宗教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种法律被认为是神意的表达,是神对人的命令。它与宗教教义密不可分,同宗教信仰融为一体,因而自然成为信仰之法。无论是犹太教法、天主教教会法、印度教法,还是伊斯兰教法,都是典型的信仰之法。三是道德之法,在一些奉行德治的社会,道德是最高的原则,法律只是它的附属部分,所有法律都体现道德的价值,甚至与道德没有明确的界限。由于这种道德成为信仰的价值体系,与这种道德密切关联的法律,也就自然成为人们的信仰之法。中国由汉朝至清代的法律便属于这种类型。

审判长、审判员:

一般说来,法律信仰的形成,往往以信仰之法的存在为前提。因为只有法律可被信仰,人们才能形成法律信仰。信仰之法通常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人们信奉统一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可以是宗教、道德或自发的价值共识等,而法律是这种价值体系的组成或附属部分。第二,这种价值体系是法律正当性的基础,决定着法律的精神气质,形塑着法律的外在特征,限制着法律的发展方向。第三,由于以上两个特点,法律逐渐凝结为一种生活方式,既是“生活的语法”,又是价值的符码;既是规则的载体,又是意义的表征。事实表明,借助统一的价值体系,信仰之法容易得到普遍的遵守;借助信仰的力量,这种法律易于施行。同时,这种法律也便于维持稳定,因为只要信仰体系不变,相关的法律就不会改变。但是,传统的法律信仰也存在某些缺陷,一是它们偏重追求内在价值,忽略外在形式的合理性;二是它们偏重追求信仰的一致性,压制了法律的多样性和个人自由;三是它们偏重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往往使法律丧失了变化的张力和及时回应实践的能力。

苏天富诉贵阳市南明区宗教事务局(被告一)和贵阳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被告二)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案,业经法院开庭审理。在庭审后,代理人本与审判长约定下周一前提交书面的代理意见,然在我整理此份书面代理词之前,白云区法院判决已至。如此,则我的这份代理词对于案件的一审结果当然已不具有任何意义,然为善始善终计,亦考虑到不妨对信仰和法律的关系问题,借此与诸君做一点讨论,仍不揣浅陋,完成文本,以达诸君。或归一审卷中,以移送二审,亦可。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伴随民族国家的形成,自发之法已被统一的国家之法所取代。在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洗礼下,宗教之法被世俗之法所取代。与此同时,道德多元颠覆了传统的道德体系,道德之法难以继续存在。在这种背景之下,传统的信仰之法便走向了解体,与之相应的法律信仰也出现了危机。

一、 法律无权审查信仰

在现代社会,法律主要变成了协调多元利益和多元价值的工具,它处在利益的冲突和价值的紧张关系中,因而难以作为人们普遍信仰的对象。例如,偏重保护劳工权益的法律,难以被资本家、企业主所信仰;偏重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难以被生产厂家或经销商所信仰;偏重维护行政主体地位的法律,难以被行政相对人所信仰;偏重维护“异性恋者”的法律,难以被同性恋者所信仰;削减社会保障项目的法律,难以被弱势群体所信仰;反垄断的法律,难以被那些寻求垄断的企业主所信仰;强制服兵役的法律,难以被反战的和平主义者所信仰。这类例子还有很多。

信仰自由,既包括信、不信与改信的自由,也包括信仰某个宗教和教派的自由。正如《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八条所述:“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信仰可以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表示,其实践方式,不应受到权力的干预或法律的规制。

传统的法律信仰已然解体,现代法律信仰难以形成,法治正面临着法律信仰危机。就当代中国而言,这种危机尤其严重。我们看到,有法不依、有法难依的现象十分严重,政府制定的大量规则不被遵守,一些强权势力根本不把法律放在眼里,许多人把庄严的法律诺言当作儿戏,执行难的尴尬常常使法院严肃的判决形同具文。所有这一切都与人们缺乏法律信仰有关,因此,重建法律信仰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当务之急。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三、表示自己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仅只受法律所规定的以及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这里的法律规定,显然不是不受限制的随意框定,其对“表示自己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的限制,亦应“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需”,超出这个范畴,都无需由法律来调整和约束。信仰表达及信仰活动,只要不妨害“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当然无需与法律发生交涉。让信仰的归信仰,法律的归法律,如此,才有真正的信仰自由,也才有良法善治。

那么,如何重建法律信仰呢?伯尔曼认为,自然法学和历史法学都强调法律的价值,因此,西方的法律信仰的重建,应实现自然法学、历史法学和实证法学三派的整合。哈贝马斯把现代法律分为三个维度,即道德维度、伦理维度和实用维度,前两个维度涉及法律的价值和信仰。他主张,法律中的实用规则,应服从伦理要求;法律中体现集体之善的伦理,应服从普世价值的道德原则。这些主张对于我们思考如何重建法律的信仰,都具有启示。就当下中国法治而言,重建法律的信仰,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中国宪法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限制亦同此理,其在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亦只规定了“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只要宗教活动未有此三种情形,显然不应加以限制。

首先,全社会应达成法治共识。我们应认识到,实行法治不仅是当代中国的一种明智选择,而且是必由之路。我们应建立起这样一种信念:法治虽然不是万能良药,但舍法治则难以协调各种冲突的利益和多元的价值,难以维持稳定的秩序,实现长治久安。换言之,我们应建立对法治的信仰。

在这个意义上,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和《贵州省宗教事务条例》中所有关于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需向宗教事务部门申请、审批、批准等规定,均属于不恰当地赋予行政部门对宗教事务的审查权,不但有违宗教事务备案制的国际通行做法,也有违现行宪法的基本精神(《立法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本质上是对宗教信仰自由的限制、剥夺和侵害。

其次,我们应就法律的一些基本价值达成共识。例如,我们通常会认同自由、平等、公平、诚信等价值,它们都是现代法律的基本价值。我们应把这些价值内化为一种信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自觉奉行体现这些价值的法律规则或程序。现代法律虽然具有“价值无涉”的外表,但如果我们认真分析就会发现,许多法律规则的背后,都潜藏着价值,即便一些技术性规则,也间接地体现着某种价值。当然,在法律运行中,有时会出现价值冲突。在这种场合,我们应通过讨论和协商来达成协调,取得共识。

《贵州省宗教事务条例》第四条第一款规定:“本条例所称宗教团体,是指依法成立的佛教协会、道教协会、伊斯兰教协会、天主教爱国会、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基督教协会和天主教贵州教区等区域性宗教社会组织。”将基督教两会(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基督教协会)外的大量家庭教会等基督教社会团体排除在宗教团体之外,不但违反宪法和上位法,更剥夺了信教公民对教派和教会的选择权,已是赤裸裸地侵害宗教信仰自由。

再次,我们应强化立法的协商机制。法律要得到人们的信仰,必须首先获得人们的同意,至少是理解。现代的法律主要是国家之法,在代议制的立法体制下,难以确保立法反映民众的愿望和要求。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利益多元化的今天,人们分成若干群体,在利益上往往存有冲突,有时难以作为一个整体笼统对待。这就要求立法过程充分发扬民主,努力倾听来自生活世界的各种呼声,反复征求各种意见,区分不同的情况,关照不同的利益,协调不同的冲突,确保法律真正反映民意,体贴民情,深得民心。

二、 本案法律适用

最后,走向法律多元化。中国是一个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民族之间以及不同人群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国家统一的立法,往往难以“通约”这些差异,无法符合具体的情境,满足特定的需要。这就需要法律走向多元。具体言之,就是国家主要负责规定基本的宪法架构,确定基本的法律原则,规定基本的法律制度。体现人权原则的宪法是法律信仰的基础。地方或团体的立法必须符合宪法的精神和原则。在此基础上,应授权不同的地区和团体进行立法。实际上,我国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自治模式,为多元立法树立了成功的典范。允许不同地区或团体根据自己的情境和需要,进行自我立法,是实现法治“一体多元”的重要途径。

1、 前述讨论已包含本案法律适用的有关内容,不再赘述。

这种自我立法模式不仅体现了宪法的基本原则,而且包含着来自生活世界的经验和价值;规则产生于具体的生活实践,而不是源于书本的法律逻辑;法律中不仅包含着人们理性与慎思,还浸润着人们的情感与信念,因而更可能被人们所信仰。

2、 苏天富、李国志二人以宗教教职人员身份成立贵阳活石教会,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组织举行宗教活动,活石教会接受宗教性捐献并未“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在中国宪法所保障的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范围内。

作者:高鸿钧,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理事,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法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 稿件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人民法院报 责任编辑:曹美璇 助理编辑:汪文珊 发表评论

3、 被处罚人认定错误

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非宗教团体、非宗教活动场所组织、举行宗教活动,接受宗教性捐献的,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即被处罚人只有“非宗教团体、非宗教活动场所”,并不包括个人。

而《贵州省宗教事务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非宗教团体、非宗教活动场所、非宗教教职人员组织、举行宗教活动,举办宗教培训,接受宗教性捐献的,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该条规定将被处罚人扩大到“非宗教团体、非宗教活动场所、非宗教教职人员”,显然与上位法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相抵触。

《立法法》第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因此,本案中,《贵州省宗教事务条例》中与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相抵触的条款,显属无效条款。

另,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十一条第二款:“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贵州省宗教事务条例》在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规定之外扩大被处罚人范围,显属违法。

综上,本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将苏天富、李国志二人列为被处罚人,是错误的,也是违法的。

4、 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

贵阳市民政局于2015年12月9日作出筑民取字【2015】第2号《取缔决定书》,认定贵阳活石教会“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决定予以取缔。同日,贵阳市南明区宗教事务局作出南宗取字【2015】1号《取缔决定书》,认定李国志、苏天富“擅自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决定予以取缔。在这两份《取缔决定书》作出之后,李国志和苏天富成立的贵阳活石教会和在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二期写字楼C9栋(贵阳国际中心3号)2单元第24楼8、9、10、11号房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均被取缔,二人实质上已无法再组织、举行任何集体性宗教活动。因此,该两份《取缔决定书》实质上已包含禁止二人组织、举行集体性活动的内容,尤其是对场所的取缔中,明显包含有指向李国志、苏天富二人的内容,之后贵阳市南明区宗教事务局再在南宗行罚字(2017)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责令苏天富、李国志停止活动,显然违反了一事不再罚的行政法基本原则。

5、 个体性宗教活动不得禁止也无法禁止

个体性宗教活动不在相关法律的规制范围内,且事实上法律也很难限制个体性宗教活动。比如,法律不能禁止个人在家祷告,无论他有无宗教教职人员身份;事实上,即使禁止,也很难执行。

对个体性宗教活动进行规制既不恰当,也有违宗教活动特质。正是从这个维度,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在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中责令停止活动的只能是非宗教团体和非宗教活动场所,而不包括非宗教教职人员。

6、 超过二年追溯时效的行为不应处罚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本案中,因每一笔捐献款都是各自独立的,故其行为具有可分割性,而并非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故即使将接受宗教性捐献的行为认定为违法,其处罚时效也至多从发现违法行为之日起往前追溯两年。因此,即便依被告提交的证据所示,将花果园社区服务中心举报的时间,即《案件受理登记表》上的案发时间2014年11月3日作为发现违法行为的时点,其处罚时效也至多追溯至2012年11月3日。在这之前的所有捐献款,均不在处罚时效内,不应给予处罚。

三、 本案事实

1、区分团体和个人

接受宗教性捐献的是贵阳活石教会这一团体(即使不考虑其是否宗教团体),而非苏天富和李国志个人。贵阳活石教会被贵阳市民政局取缔这一事实(不认可其合法性),恰恰证明了其团体属性。因此,贵阳活石教会接受的宗教性捐献,并不等于苏天富和李国志二人接受的。

2、任何人只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任何人只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是基本的法律原则和法律常识。本案中,即使认定宗教性捐献是违法的,即使要对苏天富和李国志二人进行处罚,也只能对他们各自接受的捐献部分予以罚没。而事实上,苏天富和李国志二人作为教职人员,并不参与教会的财务管理,除从教会领取少量的薪资外,从未从信徒和教会接受过任何其它捐献和领取过任何其它报酬。如果要求他们为自身之外的行为承担责任,无疑是非常荒唐的。

3、负责人不等于教会

两被告将教会与苏李二人划等号,其基本的论证逻辑,是说苏李二人是活石教会的负责人。首先,苏天富和李国志只是活石教会四个牧师、九个执事中的二人,是教会创立人,也是其核心成员,但并不等于该二人就是负责人,也并无任何客观证据能够证明该二人是唯二的负责人。其次,负责人是一个法律概念,需要有明确的法律规范确认其身份属性,如《民法总则》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包括行政机关的正职和副职负责人。”而本案中,两被告认为苏天富和李国志是活石教会的负责人,并无任何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再次,苏天富本人在庭审中明确陈述:“是的,我是活石教会的负责人,但我是牧师,我只负责讲经和传道(按:牧师的职责是喂养、带领、保护),我只负责宗教事务,不负责财务,不负责捐献,根本不是被告所理解的意义上的负责人。”最后,退一万步说,即使苏天富和李国志二人是活石教会的负责人,但负责人难道等于教会吗?教会接受的捐献难道就等于负责人接受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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